首页 > 社会  >  正文
亲,暂时无法评论!

同性恋的社会评价及现实困境初探

同性恋的社会评价及现实困境初探

岳泽贤*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随着互联网和媒体的传播,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饱受争议。本文对其概念的由来、存在的普遍性、古今社会对其态度评价及现实困境进行阐述,认为认知-包容是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基础,立法保障是未来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重视和完善性教育是防艾的关键。

关键词:同性恋;同性恋亚文化;社会评价;现实困境

同性恋的社会评价及现实困境初探

同性恋的社会评价及现实困境初探

同性恋的社会评价及现实困境初探

纵观古今中外,同性恋现象并不少见,并且逐渐成为了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对象,而同性恋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始终因为宗教、家庭观念等因素被主流文化排斥。

一、同性恋概念的由来及存在的普遍性

“同性恋”(homosexuality)一词最早是由匈牙利医生科本尼(Kertbeny)提出;金西认为:“同性恋者是指一个超过十八岁,曾和自己同样性别的伴侣有过重复多次肉体上接触,并达到性高潮的人”,但其他学者认为在这种定义上还必须加上心理的因素,应将其同性恋者定义为“追求同性间情感与性欲的人”[1]。

同性恋现象历史上就普遍存在。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的最早资料见于商周时期[2]。后有“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汉哀帝与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断袖而起’”[3],这些被后人用“龙阳之好”“分桃之爱”“断袖之癖”等词汇来指代同性恋现象。明清时期关于同性恋题材的剧作纷纷涌现,如茅维的《双合欢》、王骥德的《男皇后》…陈森的《品花宝鉴》等[4]。

二、对于同性恋的社会评价

在古时中国的朝权更替中,时而兴男风,时而持否定态度,但是从未将同性恋问题纳入到主要社会问题中来。对于同性恋现象,古人主要持中立的否定态度即有限的包容态度。在历史上,宋明清时期都有关于禁止同性恋的法律条文,但不仅处罚很轻,而且事实上也很少真正执行[5]。虽然古人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但是这对于同性恋者的打压力度也并非如洪水猛兽,一旦完成了生育任务,社会便对同性恋者有了暧昧模糊的态度。

西方对于同性恋的社会态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尊重—打压—治疗。(1)在半开化时期里,人们对于同性恋者持尊重态度,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同性恋者都受到人们的尊敬。(2)后来受基督教教义影响,社会面对同性恋者持打压态度。《圣经》规定: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6]。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鸡奸者极有可能遭受一系列的惩罚:他们可能被流放、买为奴隶、终身监禁或关在笼子中,直至死亡;其他还有鞭刑、切除四肢、斩首、绞死、烧死或所有这些刑罚结合并行[7]。(3)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社会将同性恋现象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并试图通过电疗等方式对其病态行为进行治愈。

随着社会的开化和权利意识的提高,人们对于同性恋现象表现出更加包容的一面。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并非恶习和堕落,也算不得是一种疾病[8],只是一种性角色认同的倒错;霭理士认为逆转(倒错)是一种变态,而不是病态[9]。1973年,美国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中删除,1992年我国卫生部也从《精神病手册》中去掉了同性恋。在权利意识的觉醒之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荷兰(2001),挪威(2009),冰岛(2010),巴西(2013),美国(2015),日本东京涩谷(2015)等。梁又元在LGBT群体的认知调查中发现,314份问卷中,52%的人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情感抉择,21%的人认为是正常的心理现象[10]。

三、同性恋群体生存的现实困境

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当下,虽有权利意识的觉醒,但同性恋文化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始终属于一个颇受争议的领域。虽然社会对其接受程度日渐增高,但是现实的困境依旧矗立眼前。在我国,同性恋群体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群体污名化制约着社会认同

媒体对于同性恋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其中不失文艺性和科普性报道,自然也少不了以猎奇猎丑为噱头的宣传。无论是《丑女无敌》中走路扭腰、甩兰花指的陈家明,还是电影《非诚勿扰》里化浓妆、戴耳环的爱茉莉,再如“一百块都不给我”事件中的主人公,在媒体的宣传下更加深了民众对同性恋群体“娘炮”“娘娘腔”的刻板印象,从而使性少数群体的社会地位更加卑微。同性恋文化原本在媒体舆论中的再现就失衡,再加上主流文化引导下主流人群的主观臆测和价值倾向,就使得该文化失真。

“同性恋不是病”早已被世卫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所确认,但在2014年民间组织的调研中显示,在31本探讨“同性恋是否属于病态”这一问题的教科书中,有13本作了“同性恋属于病态或异常”的诠释。书籍在引导人类价值观念上发挥着重要意义,然而这些将同性恋污名化的教科书明显是在误导人类。

全面整党历时三年半,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第一次系统的、广泛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参加整党的党员达到4200万人。这次整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力地保证了党始终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张北川等对男男性行为人群(MSM)进行了一次性倾向调查,在1266名应答者中,55%的人害怕周围人群知道自己的性倾向后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33.7%的人不想让父母知道[11]。可见,同性恋群体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的“审视”,而群体污名更是增加其出柜成本。

(二)同性婚姻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挑战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而同性恋者必将对传统的家庭观念提出挑战。我国拥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本位传统,开枝散叶是一个家族的荣光,也是首要任务,故而中国的同性恋者面临着巨大的家庭压力。由于同性婚姻在道德上不被广泛接受,法律上不被认可,再加上成家压力,所以形婚(同性恋者选择一名异性结为法律上的夫妻,却鲜有或未有夫妻之实,家庭之外仍有同性恋人)成为了许多同性恋者被迫的策略,同时这也使同妻(男同性恋者的法律妻子)成为了男同性恋者家庭的牺牲品。截止2009年,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至少有2000万,刘达临教授估计男同性恋者90%以上会选择结婚,其中80%会进入婚姻或已经在婚内。由此可见,2009年中国的同妻数量至少有1600万名。张北川对近150名与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结婚或离婚或有恋爱关系的女性进行调查,其中70%的受访者承受着以性冷淡为主的冷暴力,20%的受访者遭受过多次殴打,其中90%的人出现了抑郁症状,40%的人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还有10%的人自杀未遂,其中有30人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其中两人感染了艾滋病[12]。

(三)同性恋与艾滋病

1981年艾滋病首先在美国的一个海地男同性恋者身上被发现。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与多个同性有性关系。多例感染病例涉及到同性恋者,故而使人们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划等号。

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中包括同性恋群体,这与因为其性接触方式多为肛交有关。肛交容易造成直肠黏膜出血,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所以性伴侣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很大。而同性恋者的性伴侣又不固定,且保护措施不到位,更是增加了患艾滋病的风险。

以卫计委对广东、江西、湖南高校学生染艾的调查为例,学生中男男性传播高达81.6%,形势不容乐观。2002-2015年,广东高校学生染艾病例为630例,其中以男男性行为传播途径的高达70%;2011-2015年,江西南昌高校学生之中同性性传播占比83.61%;2007-2015年,湖南高校学生染艾病例为536例,传播途径以同性性传播为主,占69.6%。陈美芬在2013年对79名男男同性恋进行血清学检测,发现HIV阳性的比例占比6.33%,其中近三成未常用安全套[13]。陶晓燕在对114名MSM的调查中发现其对于艾滋病的知识缺乏了解,知识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书报、杂志[14]。可见性观念开放、性知识匮乏是造成同性间艾滋病高发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同性恋群体和文化的发展,笔者认为认知-包容是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基础,立法保障是未来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重视和完善性教育是防艾的关键。

李银河曾说:“中国社会离一个有着健康和谐的性观念、性文化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健康的性观念首先应该是多元的,社会要能容忍不同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其次是平等的,不是说异性恋就是一等的、高贵的,同性恋就是二等的、低贱的,要打破这种等级观念。”作为一种个体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应对同性恋予以尊重。当然这种尊重来源于对同性恋的充分的理性认知和在认知基础上主流对末流的包容。仇视来自于对事物未知的恐惧,就像当人类身边出现陌生的虫子时,本能反应是将其杀死,因为不知道它是否会威胁到自己,而如果盘旋在身边的是熟悉的蜻蜓这类益虫,则会任其徘徊,可见对事物的认知决定了对其态度。而当狮子看到体型较小的山羊,受其食肉天性的影响一定会竭力扑杀,这就像处于优势地位的主流文化碰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同性恋亚文化时,由于其自身优越感,而排挤甚至打压同性恋文化;而当狮子看到身材硕大的象时,则会选择避而远之,如果象的天性比狮子更凶猛,那么同一地盘必然容不下狮子的存在,结局必会两败俱伤,可见包容共存才是互利之选,文化亦是如此。

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同性恋群体共享爱情的权利被剥夺。近年来在国际各领域中,赋予同性恋群体基本人权的呼声越发强烈,不仅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如荷兰、冰岛、丹麦、美国),而且民事结合被认可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多(如德国、英国、瑞士、捷克)。李银河女士一直在为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建言献策,推测中国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可能需要再等14年。而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当下中国社会形婚、骗婚带来的“同妻”问题。所以完善同性恋相关法律机制,是发展人权事业、缓解社会问题的必然趋势。

性教育缺位、性知识匮乏是导致性病、艾滋病高发的重要诱因。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是耻于谈性的,学校、家庭对性教育甚至视而不见,每每涉及到性知识,老师大多是一笔带过或是让学生自学,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则更多关注学业而忽视了性教育。对于两性关系尚是如此,更不要说同性间的性知识了。具备完善的性知识既是防艾的关键,更是自尊自爱负责任的表现,所以学校和家长应重视和完善孩子的性教育,引导其树立健康的恋爱观、性爱观。

[ 参 考 文 献 ]

[1]章毛平.大学生性社会学[M].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9.

[2]冯国超.中国古代性学报告[M].华夏出版社,2013.

[3]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4]刘亚轩.明清之际西方人的另类中国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男同性恋[J].山西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5]冯国超.中国古代性学报告[M].华夏出版社,2013.

[6]达格·埃斯腾·恩德斯鸠,周云水,李旺旺,何小荣译.性与宗教[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7]Labalme P H.Sodomy and Venetian justice in the Renaissance[J].Tijdschrift voor rechtsgeschiedenis,1984,52:217.

[8]刘达临.中国历代房内考[M].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

[9]霭理士.潘光旦译.性心理学[M].商务印书,1997.

[10]梁又元.北京高校学生对LGBT群体的认知调查及现象分析[J].黑河学刊,2015(11).

[11]褚宸舸.自由与枷锁:性倾向和同性婚姻的法律问题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12]An.Chinese “gay wives ”suffer emotional abuse:survey[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10/23/c_132824026.htm,2013-10-23.

[13]陈美芬,赵建佳,裘立晓.男男同性恋艾滋病综合调查分析[J].中国卫生检查杂志,2013(1).

[14]陶晓燕,周华等.114例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高危行为调查[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9).

* 作者简介:岳泽贤(1990-),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网友评论

条评论

注:凡本网注明来源非东方头条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江南在线致力于资讯传播,希望建立合作关系。若有任何不当请联系我们,将会在24小时内删除。备案号:粤ICP备123456781号-1

联系我们|jnolw.com All Right Reserve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