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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之春:清末民国北京城市生活与民间社会纵览

在16世纪由西方来华的外国人眼中,北京作为京师是非常整洁、规律和大气的。晚明的传教士视北京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明清北京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建设的春天,也是落日余晖。

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北京就逐步变成了一个相对“土气”的城市。英国人阿绮波德·立德在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写道:“离开北京城时,每次呼吸都让人感到那时不讲公共卫生的时代。通州的大街凌乱不堪,到处是垃圾,路面印满了杂乱的车辙”。

千年古都走向落阳,余晖漫天。

古都之春:清末民国北京城市生活与民间社会纵览

繁华古都

当然,北京及其周边的“土气”不仅是和洋气对比而言,也确实风土很大,“尘埃十丈如烟雾”。《燕京杂记》曾云:“黄河以北,渐有风沙,京中尤甚。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觌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天苦多疾风,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贵官”,是晚清士人李慈铭对于北京的描述,京人的辛酸与无奈,文人笔触屡见描摹。

近代著名文人和革命者郁达夫就说:“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联合上一起,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几处来的好地”。一方面刻画了北京的风沙天气,另一方面又表达了政治科层对北京风气的影响。长久的京城处境,使得北京人毛孔中蕴含着对于权力的竞逐和狂欢,这原本是意料之中、人之常情,但久而久之此种相对静态的观念又掣肘了多元的可能性。

西方文明的倨傲,随着高楼林立,潮流纷繁更迭,渐次统治着城市的气象。“土味”也未必不可爱,在看似严肃风气的背后,又有一丝“右安门外少风尘,人影衣香早稻新。小有余芳开市后,坐看中顶进香人”的恬淡之乐。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5 月 21 日,恽毓鼎在编书处品尝到来自上海的新鲜荔枝,“红肌白肉,汁甘而肥,胜灌装者数倍”。他不禁感叹,“今日水陆交通,凡东南鲜物如鲥鱼、枇杷之类,皆得餍北人口腹,吾侪此等际遇殊胜古人”。生活平静且有风味,历史上一直未得到发展、竞争力较低的北京当地贸易和手工艺工业获得实足的发展。因此就有人说,“北平的生活,可说完全是代表着东方色彩的平和生活”。

古都之春:清末民国北京城市生活与民间社会纵览

北京鸟瞰

在传统中国的宗藩与朝贡体制中,海洋邻国被纳入了“华夷秩序”之中。1840年以后,英、法、美、俄等西方工业国家逐步通过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变为其产品倾销地、原材料输出地。随着传统驿站交通体系逐步被近代新型交通网络取代,区域交通枢纽作用逐步被天津、石家庄等取代。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其含义广泛,具体到经济领域,主要是指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商品化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必然涉及产品市场定位问题,绝不是简单的“国际化”。北京城市的近代化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到市政基础建设,小到食品、服饰、住宿等各个方面都需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晚明传教士利玛窦将西方近代文明带到京师,《坤舆万国全图》《几何原本》、自鸣钟等使北京士大夫耳目为之一新。清朝康熙时,西方传教士进入宫廷,如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使近代科技文化对宫廷产生影响,也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远道而来的西人,如耶稣会、方济各会等教士,不少寄身宫廷。意大利人郎世宁,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主要作品有《十骏犬图》《百骏图》《乾隆大阅图》《瑞谷图》《花鸟图》《百子图》等。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11月获康熙皇帝召见。当时康熙61岁,酷爱艺术与科学,虽然不赞成郎世宁所信仰的宗教,却把他当作一位艺术家看待,甚为礼遇。

清代中叶以后,尤其开埠通商以后,城市成为西方殖民者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登陆场,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习俗在城市中相互撞击,出现了几千年从未遇到的复杂环境。同时,城镇的空间、人流和物流规模开始扩大,经济中心功能有所加强,绅商社会地位迅速上升。这样,城市中出现的问题日渐复杂化、多样化,城镇中的诸如市场、商业税收、交通、环境、建设、教育、治安等各种问题,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中既无专门的机构,亦无法可依。民国年间王府井大街店铺、洋行鳞次栉比。到1934年,整个大街参加商会的中外商号达13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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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剃头匠

欧风美雨的新式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渗透深远,但是有时候并不容易被直接观察,反而需要立足于文化延续的视野下进行界定。比如,由于生产方式的进步,许多文化事项不断消失,这原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久而久之,失去此类文化渲染的城市图景总是少了一些什么,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意义也在于此。财产分化与社会阶层的变得逐步使得北京开始出现贫民区,“北平本无贫民窟,尚不见现代城市贫富区域对峙之显著现象。但近年以来,贫民在经济压迫之下,已逐渐移居于城厢及城内街道偏僻房屋破旧之区域。

洋气的西方事物强势来袭,构造了京师民众日常的节奏。1907年,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端方、戴鸿慈等人奏请模仿欧洲,开设京师万牲园,也就是北京动物园的前身。电影刚传入北京时,是依托于茶馆、戏园的。“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国南方各埠,继自上海、天津等处流行入京,惟常设专演之处亦无多”。一些戏园、茶楼在演戏之余会加演电影。1927年以后,电影已与戏园、茶楼分离,在都市娱乐空间中有了独立位置,扮演的娱乐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与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影院有很大关系。人们对于电影接纳也有一个过程:

十年以前,北京之电影院,寥寥无几。就余所知,仅东城之平安与城外之大观楼而已。盖斯时京人于电影,听之不能成瘾,更何论乎鉴别。平安皆外侨与豪阔贵眷,大观楼皆学生与店贾。北京之与电影,极幼稚矣。与上海较,相去何止十倍。嗣后有北大教授吴某,出而组织真光社,就东安市场丹桂茶园之址,于选片颇具心思,拟与平安相抗,而抑大观楼之势,果也收效不恶。更由粤商罗明佑君,纠集股份,而创真光剧院于东华门外,遍征文人,研究设备。对于院内布设,一洗从前戏院恶习,大受社会欢迎……电影生涯,遂为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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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破败

1927年之后,故都在新民国的建设中呈现出“新面貌”。各类资本介入和活跃商业气氛下,使馆、银行、商铺、饭店、俱乐部、教堂、邮局和军营交错分布。由于北平社会存在阶层分化,在一些市民的观念中,娱乐文化也具有“阶级性”。基于普通民众生计角度下的享乐批判也氤氲而生:

多少人呢,多半是为吃饭问题出来奔走,或有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图谋他以后的需要,因此就把这世界渲染的说不出的一种繁华。同时也就把所有的人们判断出若干的阶级,和什么上、下的名词。资产阶级的人是最先把这问题解决了,但解决以后,还有许多的需要,什么身体的享受必要安适,精神的感受必要快活。所以都市里的楼房、山村里的别墅、庄严的戏院、华贵的舞场,这多是他们这类人调剂精神、舒畅身体、寻找娱乐的所在。但是这类人不过占社会里最高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呢?是以身体和精神换来些劳动的钱,在这休息的空闲,也须有些娱乐,以安慰他那疲劳。但享受的程度,是要随着身份。所以由这点起,就分析出若干的阶级来。一般的人们,也就按着他的身份,去享这相当的娱乐。

告别帝制、民园建元,很多社会风气仍然处在变革过程之中,而非立刻“焕然一新”。虽然清朝已经覆灭,民国在名义上身份等级体制已经瓦解。然而,对财富的占有程度和社会位置的位阶又促成了阶层和生活的分化,封建的等级思想深刻印记于城市性格内。北京仍有大量滞后的因素,但也还有进步的一面,如各大剧场、戏楼、电影院中设置女座,这在当时还是颇引人注目的,时人做诗曰:“正坐洋椅不能盘,粉纸印来大戏单。楼上粉黛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北京雅俗共赏的城市生活,在各个市场之间,也自如切换,如崇文门外的“东晓市”、宣武门外的“夜市”和德胜门外的“晓市”等。诸如北京地坛庙会附近,老字号东来顺、馄饨侯、护国寺小吃、茶汤李等名吃品种繁多,风味醇正。在这些充满生机的地方,人潮涌动,曾是当时文人墨客的雅游之地,留下了许多传奇佳话。20世纪40年代毁于日军炮火中的云居寺,也在新时代显现出更大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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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激进的新文化所吸引的青年知识男女,也纷纷追求爱情、批判旧婚俗。“洋气”举国风靡,京味在痛苦与撕裂中不断演进、革命和扩充。客观来说,这一过程既有被动接受,也有主动吸收,随着历史的演变,京味文化发育出一种和乐交融、和谐共生的内在品质。反而是一些老行当,仍有生机。古董书画的归宿不是天堂,也不在地狱,北京的的潘家园就是一个好去处。如今的潘家园一带,市场经营的主要物品有仿古家具、文房四宝、古籍字画、旧书刊、玛瑙玉翠、陶瓷、中外钱币、竹木牙雕、皮影脸谱、佛教信物、民族服装、各色服饰及生活用品等,让然展现着勃勃的生机。在胡同巷里,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旗袍与瓜皮帽,同时都挂在铁丝上,土洋兼备,颇有意趣。

辛亥革命之后科学昌明进步而都城文化低落,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也认识到了旧都的文化价值,颇有远见地指出:“近代建设,以科学之进步,日趋完美,而通都大邑之建筑物遂美足以代表一国之文化。本市为数百年来之旧都,现存公共建筑物,无不具有历史上之价值,惟年久失修,多呈窳败之状,亟应及时修治,以美市容而保古物。”然而毕竟时代变了,民权张扬而帝制远去,改造还是必要的,正如当时的《新晨报》评价:“因皇墙红砖黄瓦帝制遗物,不但有惹起帝王思想之危害,且阻碍党国主义之进行,拟改刷青白色以兴青天白日之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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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

作为休闲空间的公园等事物,是一个“洋人”的新事物。1913年,在市政公所的主持下,北京政府先是打通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继而开辟南北池子和南长街两条贯通南北的大道,拆除大清门内的千步廊以及东西三座门两侧的宫墙,开辟了南池子、南河沿、南长街等处的皇城便门,这样天安门前就形成了交通便利的中央广场。1914年,故宫前半部的武英殿最先开放。接着,文华殿和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开放,并辟为北京古物陈列所,“王气”不断流为市民之可观之处,心理距离大大减少。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及其小朝廷被冯玉祥等人逐出宫,摄政内阁出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不久故宫博物院也正式开放,成为东方最大的遗址性艺术博物馆。

1914年,威严不可侵犯的社稷坛被改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这是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此后,太庙、天坛、地坛、先农坛、北海、中南海以及西郊的颐和园等皇家禁苑相继开放,被开辟为市民文化、游艺和体育的活动场所。也造就了民国时期人口密度增长内城快于外城、外城快于四郊的人口集聚特征,内、外城及四郊的人口比例处于相对变动之中,促进了城市内部流动的合理化,也加强了城市的消费层级与商业水平。公园之内,不仅北京市民云集,各国在京洋人也纷纷前来玩赏。

从土到洋,是文化的转向和社会的变迁。西方的城市异军突起,现代文明不断扩张。近代以来,与民族尊严、城市进化同样蹒跚而行的,还有传统文化。民国初年,在新文化的激荡口号中,象征守旧的传统文化,成为人人躲避的因循象征。而张扬着民主科学之光的西方文化,在新知识人的推助下,成为洋洋大观的京师风气。在老舍的小说茶馆里,王淑芳梳起了“时行的圆髻”并竭力游说李三剪掉象征顺民的小辫子,王利发大讲“文明”,满口“All Right”、“yes”等洋话,就连效忠清朝的宋恩子对松二爷的旧式请安也产生了不满: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新的因素不断增长,旧的人和事物却因难以适应新形势而被日渐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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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曲艺

近代之后,人们对于西方的“狐疑”,在于都市中延展为既定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民俗,土洋之间的对比,又让不少老北京心存焦虑感。可以说,京师土气消逝,洋气纵横,复杂变幻,既是皇权的发展极致与帝国挽歌,也是新时代、新文化和社会运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文明与落后的界标虽不完全是土洋之别,但是洋气渗透也是一个被动前进的象征,多元文化的纵横交错在交融中预示着北京文化的新一轮演进。

毫无疑问,古都北京的春色、破败、再造和新生,也是近代中国变化革新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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