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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丨疫情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一次唤醒——荷兰的尴尬与勇敢

荷兰本可以有序而平静地为疫情到来做准备,但它的抗疫之路却因延误波诡云谲。

文 | 王巧丽

——“第四阶段,也许我们应该早些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一个女孩Lily也让我印象深刻,她说:“虽然我卖口罩,但看到世界上这么多感染,每天很难过。疫情让人成长。”她想自己买些防护衣,寄给荷兰医生。

| 王巧丽

文 | 王巧丽

老剧《是,大臣》中,两名英国绅士有一段经典对话:

——“第一阶段, 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发生。”

——“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情会发生,但我们什么也不用做。”

——“第三阶段,也许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我们应该早些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段对话被一家英国报纸摘出来,直指约翰逊政府抗疫政策。

欧洲抗疫,正努力克服“第三阶段”、挣扎在“第四阶段”之前。

我在海外丨疫情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一次唤醒——荷兰的尴尬与勇敢

2月末还自认为“不可战胜”,3月中旬整个医疗系统已经被病毒完虐——这个故事发生在荷兰这个2019年还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名第三的国家。

其实,不管谁评、怎么评,荷兰的公共卫生系统很少跌出前十。令人称道的分级诊疗体系、医术精湛的医生、先进的医疗器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世界, 它都有足够自豪的理由。

荷兰本来有希望以有序而平静的方式为疫情到来做准备。但它的抗疫之路却没有一帆风顺, 像这个国家油画中经常出现的题材:船只在北海中颠簸,顶着被倾覆的危险,驶向风暴中心。

我在海外丨疫情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一次唤醒——荷兰的尴尬与勇敢

《惊涛骇浪》 Hermanus Koekkoek jr (1836 – 1909)

天真的代价有多大?

如果批评一名成年人“天真”,无疑是一种屈辱。

但欧洲政治家们,经过这次疫情,开始自认“天真”。

一位受到挫折的德国政治家说:希望下一代不要再像我们一样天真地相信“全球化”。中国医疗物资供不应求,德国在购买中甚至与美国产生了冲突,开始反思把关键生产环节外包是一把双刃剑。

责人不如求己,高龄老奶奶开始动手缝口罩了。德国的汽车厂如大众、宝马也开始改造生产线, 生产口罩与其他物资。德国希望国内有完整的医疗物资供应链,以备万一。

政治家的声音在荷兰能找到不少共鸣。荷兰当天的《人民报》上,也以“失落的一个月”为题,梳理了病毒传播与失控的时间线,指出本国疫情领导者的天真与失职。

《人民报》细数了2月份荷兰对疫情中的中国提供的帮助, 帮助向中国货运飞机提供临时航空权,让其载满防疫物资飞回中国。当时已经有国家禁止防疫物资出口,但荷兰没有那么做。

在其他国家对疫情相关国家封锁边境之时,荷兰等了很久才开始测温,完全没有任何隔离要求。“遵从世卫组织的指导”“我们有信心”是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简称RIVM)挂在嘴边的话。

一个华人科学家朋友对我说:荷兰心太大了。她警告身边的人疫情将出现,感觉像山上的小孩儿在喊“狼来了”。没有人相信狼真的会来。

之后, 欧洲周边国家相继出现了疫情。政府仍在说:我们做好了准备,后果不会很严重。

其实,RIVM选错了参照,它只看到了中国相对低的死亡率与疫情得到控制,没有看清中国为抗疫付出的巨大代价。它选择性地看到新加坡的“佛性防疫”,没看到新加坡的及时检测与密切跟踪。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一直在说,疫情不会严重,情况在控制之中。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给了荷兰虚幻的安全感。

政府仍然不主张戴口罩。其实,药店与网上根本也买不到了。

75岁的病毒专家、临床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伊安范霍夫(Jan Verhoef)眼见吹哨没用,政府毫无作为,只好自己在网站囤了一些口罩。

我决定自力更生,用一个德国朋友给的链接,买了一些所谓的“纳米口罩”,可以重复使用15次。我去商店时自己戴,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也没遇到怪异的眼光。

意大利疫情暴发后,悲惨状况超出所料。但普遍的社会心理仍然认为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南欧国家, 不如我们有秩序。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是什么呢?

自2月中旬通报第一例确诊,截至4月13日,荷兰确诊26551例,死亡2823例。单从数据上看,死亡率超过10%。

大约1/4的感染人群为医护工作者。在北部的格罗宁根地区,约一半确诊者来自医疗系统。

医师联合会说, 由于缺乏防护,医护人员没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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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丨疫情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一次唤醒——荷兰的尴尬与勇敢

荷兰第一家“方舱医院”就在我家附近马斯特里赫特会展中心,3月初举办世界顶级古董展TEFAF的地方(前后对比,图片来自网络)

比利时等邻国甚至质疑荷兰少报死亡人数。中央统计局在比较了2020年前十周疫情暴发前死亡数字平均值,发现多了2000人, 才得出基本可信的结论。

“全球化”, 不只是供应链的全球化,更是人员流动与信息流动的全球化, 是病毒流动的全球化。相信病毒不会袭击自己,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而是侥幸心理作怪。

荷兰对自己的水平与“经验”过于自信,连对同为欧洲国家的意大利等,也保持着明显的优越感。政府所谓的“准备好了”,却手无寸铁,仿佛痴人说梦。

防疫物资的缺乏, 与当时没有采取更积极主动的采购措施、错过了世界各国相继暴发疫情中短暂的机会窗口期有关,不能只归咎于供应链“全球化”的局限。

亡羊补牢 措施相对平衡、精准

3月18日, 荷兰卫生部长布鲁诺布鲁因斯(Bruno Bruins)因劳累与压力过大在议会辩论中直接晕倒。当天晚上,他还发推文说要好好休息、再接着努力。

3月19日, 他意外地辞职,并马上获准。多数荷兰人表示理解他的决定, 一点没有责怪他当逃兵。

紧接着,荷兰发布了一系列抗疫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争议。有人说它在英国撤退后仍然坚持“群体免疫”,不会有好结果;有人说它所谓的“智慧封城”,给予人们在限制条件下活动的自由,代表政府没有能力管束民众。

还有人说疫情使政府开启大面积财政补贴,重回多年来努力摆脱的“福利国家”老路。

更多的人感到好奇:全球卫生安全“世界第三”, 怎么会到今天的地步?它能承担这样选择的后果吗?它与美国、中国的关系, 在疫情之后将走向何方?

以我自己的观察与感受,在浪费了宝贵的一个月之后,荷兰政府在防疫与经济领域推出的新措施是及时而有效的。它没有“一刀切”,给全国人民发钱, 而是非常精准地给出不同人群的援助条件和标准。

这些精准的措施,仍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 企业如果可以证明未来三个月的营业额受到疫情影响减少20%,就有资格申请紧急补助金。

· 当企业100%受损时,政府将补助90%的员工工资。

· 当企业损失一半营业额度,补助金为员工工资的45%。

· 当企业损失1/4营业额, 补助金为员工工资的22.5%。

在紧急补助金接受申请的3小时内,已经有15000家企业提交了申请。

政府对房贷、助学贷款返还甚至日常罚款单, 都及时作出了允许延期的支付决定。

对想要“浑水摸鱼”的人们,政府还提前做出了警告。

我有一个传媒公司,在疫情期间收入很少,但没有去申请补助。因为我之前的收入不规律,不能证明自己因为“受疫情影响”而导致收入减少。

在医疗政策中,荷兰政府对于老年患者的救助也比我预想的更积极。荷兰对死亡更接近于自然主义的态度,认为安慰性救助有时候更重要,可以免除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受病痛折磨。安慰性救助以减轻痛苦而不是延长生命为目的。

相对大部分国家的认知来看, 这种做法依然有冷酷的一面。但荷兰停止救助的标准非常严格,除非是病人器官严重衰竭、意识一再昏迷。

我以为政府会沿袭一贯做法,但它却一再强调不会放弃老年人。这避免了老年群体与养老机构的恐慌,医护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也会更尽力。荷兰104岁的老人从病中恢复,甚至成了世界性新闻。

荷兰没有像中国或欧洲邻国比利时一样彻底禁足,只是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我每天下午坚持带孩子们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散步。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整天闷在家里,就鸡飞狗跳。狗和孩子,是大人们能够坦然散步的两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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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南部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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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孩子散步

按政府的解释,“成人社会”中,相信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做出理性选择。对于多人聚集等违反规定的做法,警察仍然开出了高额罚单。

在物资采购上,荷兰迅速成立了应急采购中心。荷兰首相与李克强总理通电话, 之后又发微博赞扬中国的高质量医疗物质。

实际上,质疑中国进口的60万只口罩的质量问题,也是荷兰第一次提出的。这种坦率也被人嘲笑不识时务——医疗物资紧缺时还挑剔。但在中欧标准不一、大批防疫企业紧急上马的特殊形式下,国内物资难免会出现质量问题。西班牙、意大利等都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如果不是荷兰先坦率把问题放到台面上,等问题累积起来,我们在国际上将更加被动。

荷兰首相的赞扬是否有其他权宜,我不敢说。但荷兰文化平时也很直接、不会含沙射影,其批评与赞扬, 应该都是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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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首相在推特上公开感谢中国

疫情之后,明天会更好吗

“智慧封城”刚实施时,荷兰女导演、阿姆斯特丹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巴贝斯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疫情让她重新思考亚洲价值观。

她说,从社会心理角度,欧洲要求的人与人之间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比在亚洲国家更容易实现。荷兰人平时也很注重保持距离,在公共空间中, 如果有位置,几乎不可能有人会主动出现在你70厘米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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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我爱1.5米”的T裇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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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警察在街上向小朋友示范1.5米有多长 (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疫情让她感觉到,早已存在的“社会距离”其实是普遍性社会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亚洲文化更强调社会团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个人幸福感应该是有帮助的。

疫情期间,民间互助让她再一次感受到荷兰人久违的“团结”。

3月中旬,在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附属医院做医生的邻居山纳告诉我,医院的医疗物资仍然缺乏。缺防护服、缺口罩, 什么都面临短缺。我开始想自己能做什么。

我先注册了红十字的志愿者,自发与不同机构取得联系,承担了一点简单工作,遇到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中,有没有任何防护物资的护士,有把库存口罩上交后坚持问诊的家庭医生,也有愁眉不展、快要急哭的医疗采购员,也有一天开四五个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危机管理层。

在圣母教堂中,年长的弗雷士牧师帮助生计遇到困难的人筹措食品,充实“食品银行”。年轻的牧师要经常出入养老院或重症监护室,为病人带去上帝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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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教堂”年轻的神父开心地接受中国捐赠的口罩

我身边的不少荷兰人都相信, 疫情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一次唤醒。经历了共同抗疫,社会凝聚力增强,国家会更有力量。在全球化即将发生的工业链重构中, 他们也相信荷兰会凭借自己的力量修正弱项。

很多华人却感到忐忑, 担心疫情之后歧视会不会增加。

“我们都在家里做事,尽量避免出去。现在对华人的歧视加剧了,出去怕不安全”,一个中国女孩对我说。

作为一名华人,在疫情大讨论撕裂全球的背景下,在异乡有些难以自处。

如同嫁出去的女儿,爱故乡是我们的本能与习惯。但能否爱上异乡,却是一种长期挣扎。

“我爱中国,愿意献出一切”,听起来很正常。但如果哪个中国人说:“我爱荷兰, 愿意献出一切”,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一种背叛?

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塑造了我们、成就了我们。对不同地方的情感,可以相互增强,不必零和博弈。不幸灾乐祸、嘲笑其他人的苦难,是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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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医生为我们的行动送来了鲜花致谢

在准备从国内筹备一些医疗物资时,我有些担心不被理解。我的朋友太一说“当做就做”,不必顾虑。唐崇健先生则说:不是你做过的事决定了你是谁,而是你要做的事,决定你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女孩Lily也让我印象深刻,她说:“虽然我卖口罩,但看到世界上这么多感染,每天很难过。疫情让人成长。”她想自己买些防护衣,寄给荷兰医生。

反歧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但每个人都值得想一想:在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能不能在回首这段经历时,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感到骄傲?

新冠肺炎疫情的惊涛骇浪中,不只是个人见证人类大历史,也是无数个人微观历史与未来被赋形的新时空。

| 王巧丽

新盐传媒创始人,纪录电影与舞台导演。现旅居荷兰, 曾任《新民周刊》时政记者、《中国成语大会》总撰稿等。音乐片《乐僧》被选入荷、德、美等多国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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